住房　折射命运变迁

　　人物：吕家乡
                    教授 著名诗歌评论家、作家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多年被列入“另册”，改革开放后获得新生。深感住房的变化直接显现着个人命运的  变 化，也间接折射着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我仍赞赏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吕家乡

 
期待邻里之间的节日PARTY
　　笔者：您对今天我们大的居住环境满意吗？
　　吕教授：我在济南居住已经有50多年的时间，总体来讲济南的城市面貌还是日新月异的，但是我认为在注重城市整体协调规划的同时，还应该保留那些具有纪念意义和文物性质的建筑。现代的住房日益个体化、家庭化，邻里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少，住房在设计、规划时应考虑促进邻里之间的交往和楼群文化以及居住文化的发展，营造比较舒适的公共活动场所，增加大家见面交流的机会，我期待节日时邻里之间可以在一起愉快地PARTY。我更希望楼市文化研究能把上述现象作为研究课题。
　　笔者在蒙蒙的细雨中走出了吕教授的家，望着四周的高楼大厦，笔者不禁在心中默默祈祷：愿住房在我们每个人命运的轨迹里留下更多甜蜜美好的回忆。
　　　　　　　　　　　　　　　　　
    房子是文化的表征
　　笔者：您认为房子可以代表某种文化吗？
　　吕教授：我认为房子首先是用来住的，最主要方面的还是实用和舒适，比如适当的宽敞度、合理的光线等。从某种意义上讲，房子可以是财富、权利、尊贵的表征，当然也可以是文化的表征。就当前经济现状来看，房子除去住的意义外，其余的表征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次要的。
　　笔者：为什么房子可以成为文化的表征？
　　吕教授：这与我的一次经历有关，我曾到过一所大学的校园，本来校园内保留有许多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但新盖的几座教学楼简直可以称的上“大煞风景”，是毫无特色的钢筋混凝土，从总体构造到细处装饰缺少文化韵味，与原来的遗留建筑相比确实有“天壤之别”。我个人认为教学楼作为大学内的公用建筑，应该考虑到建筑理念与建筑美学，体现教育的文化品位，而整体的建筑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文化。
住房　折射命运的变迁
　　笔者：住房与您个人的关系密切吗？
　　吕教授：从自身来讲，住房问题是和我个人的命运紧紧相连的；从大的方面来讲，住房的变化是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乃至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化紧紧相连的。
　　笔者：能谈一下您具体的住房经历吗？
　　吕教授：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入学之初住在作为临时宿舍的军用帐篷中，这是美国占领军撤离山东大学时遗留下来的；半年后搬到了8人间的楼房宿舍中，那时不同院系的同学混住在一起也有利于大家之间的交流和知识面的扩大。1952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当时思想上并没有太多“房子”的概念，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后首先把房子当作一件大事来考虑，因为组织会解决我们的住宿问题，我当时被分配到一所工农速成中学，两名教师住一间宿舍，对我而言只要能够休息、看书就足够了。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受处分到教养所，现在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时的居住条件，劳教人员住的是通铺，很大的房间没有床，在地上铺一层干草，人就一个挨一个的睡在上面；有时通铺是由泥巴和砖砌成的，每个人睡觉时所占的宽度大概只有六十几厘米，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住了三年半的时间，因此后来在居住这方面我的“适应性”是非常强的。恢复工作后，我来到山师附属中学，结婚不久分到了一套建筑面积只有20多平方米的小单元房，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曾在这里共同生活。也许你会觉得奇怪，这么多的人怎么住？惟一的厅内安装了两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当然还有人要睡地板和小厨房。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我自己也获得了解放，1980年调到山师工作后，住房条件逐渐改善。先是分到了五间平房，1984年又搬到了山师大的一套面积为6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的楼房内。现在我的儿女都已成家，平时就我和老伴儿两人住在这套11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里，这在以前是我不敢想象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的子女就不会有上大学的机会，住房条件也不会有如此的改善，因此我认为房子是一个可以了解人生变化与社会变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