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房：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价格信号失真

　　“历史已经表明，如果说市场经济下有"市场失灵"存在，那么行政限价和计划分配，不仅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效率损失，还可能滋生更多的不公平。”

　　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

　　据《东方早报》报道，“限价房”的提倡者说，这样能解决所谓“夹心层”的住房问题，尤其有利于解决各类人才和“特殊群体”安居问题。

　　然而，稍有经济学基础的人都应能看出，“限价”的前提是存在供不应求，否则就没有必要存在限价。既然存在供不应求，不再是价高者得之，那么如何分配？当然相当程度上是审批者来分配。换而言之，“限价”，就是把三十年改革才给到市场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又重新收归到政府手里。

　　历史已经表明，如果说市场经济下有“市场失灵”存在，那么行政限价和计划分配，不仅一定会产生更多的效率损失，还可能滋生更多的不公平。

　　以下笔者从“限价房”六个方面，来具体阐述限价房的局限，包括：（一）会导致价格信号失真引发市场混乱；（二）刺激寻租腐败；（三）造成社会资源浪费；（四）存在住房质量隐患；（五）增加社会不公平；（六）诱发更加非理性购房。

　　价格信号失真

　　当前各地政府偏爱限价房，很容易理解，一个很重要的动因是这样有助于完成今年房价调控目标。

　　当前各地政府偏爱限价房，很容易理解，一个很重要动因是因为这样有助于完成今年房价调控目标，包括“稳中有降”的目标。可这样“降”下来的房价，是种鸵鸟政策，除了统计数据好看，对居民意义不大，对市场干扰很大。把没有真实反映市场供需行情的价格作为信号来引导，投资者和消费者都会无所适从，市场陷入混乱。（编注：所谓鸵鸟政策，指不敢正视现实的政策。据说鸵鸟被追急时，就把头钻进沙里，自以为平安无事。）

　　价格的信号机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价格的涨落是平衡供需的必要途径。只有能出清市场的价格水平才是“真价格”，才会达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被人为阉割、被管制的价格失去这个功能。任何不是市场决定而是人为的“伪价格”，只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配置效率下降。（编注：市场出清Market clearing，是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在一般的经济分析中，常常假定通过价格机制，可以自动实现市场出清，即价格的波动决定了消费者的购买量和厂商的生产量, 并使供给量与需求量相等。）

　　寻租腐败空间

　　这些打着公共福利旗号、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项目，每出一次丑闻，都是政府公信力的流血。

　　“限价”即“差价”，有“差价”存在，就有利益空间，有利益空间就杜绝不了寻租。北京和深圳等地，一套商品住房200万元起，差价的三四成就是60万元起。更何况，“限价房”利益空间的获取往往成本很低，凭权力，凭关系与脸面，很容易就在众多排队者中位于前面。这么大的利益空间，靠主持分配者的良心是不可能坚守住的。

　　据说“限价房”政策的提倡者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在当前政府已经占据过多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分配机制很不健全透明的情况下，还呼吁让政府去掌握更多的资源分配大权，实在难以理解。这是将政府往火坑中推。“限价房”制度下，或许可能确有一部分无权无势的人受益了，但只要有一个案例、1%的受益者是不当受益者，那么整个限价房项目的信誉就将扫地无存。《东方早报》2011年6月15日（A21版）报道，温州首个限价房项目850套住房有686套定向出售给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变身“官员专用房”。

　　“限价房”政策有多个环节提供了寻租空间。限价房的第一个实施困境在限价本身。因为不是依据市场供需平衡而来，“限”价该限在哪里，实在找不到任何依据。很多地方的做法是，参照市场可比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的60%～80%，但宽松度很大。这最终会演变成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博弈，第一次耗费社会资源在非生产性领域。

　　限价房的第二个实施困境在于，供过于求的情况如何进行分配。这里，又一个寻租的空间被打开了，也制造了大批有提供“租”动力的消费者，第二次耗费社会资源在非生产性领域。

　　经济适用房已经在分配方面爆发了很多丑闻，哪怕住建部三令五申也无法杜绝。准入标准更加模糊的限价房，不出丑闻的难度更大。如温州限价房事件中，分配依据的积分制被指严重偏袒领导。而这些打着公共福利旗号、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项目，每出一次丑闻，都是政府公信力的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