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百万征地补偿款 有人以钱生钱有人坐吃山

　　一些村子里停着不少名车。(吉祥　摄)

　　一些失地农民因为理财不慎,两三年就花光了几十万;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欢迎拨打96709说一说。

　　位于奥体中心的孟家、西蒋峪、石河岭等村的农民,在全运会前迁入新建的安置房,并领到了征地补偿款,这让很多家庭一下子拥有了百万巨款。钱虽多了,但一些人因为理财不慎,两三年就花光了钱,而一些手有余钱的农民也面临就业上的难题,工资高的活儿找不着,工资低的活儿不愿意干。

　　□本报记者　吉祥

　　征地补偿　造就不少百万富翁

　　石河岭村本是龙洞东侧的一个小山村,2005年的时候,全村有286户、500多口人,耕地只有800多亩。守着几亩薄地,多数人的日子过得比较贫苦。不过,全运会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建设奥体中心一场三馆,石河岭村被整体拆迁,村民于2008年搬入燕山新居。

　　“按照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标准,又发放了相应的征地补偿款。”石河岭村委会工作人员张秀芳介绍,征地补偿款每人十多万,“不管老人小孩,都是这个标准。”搬入安置房后,许多家庭分到了两套以上的房子。“住一套,租一套,多数家庭的生活不用愁。”张秀芳说,对一些人口多的家庭,光征地补偿款就能分到近百万元,“基本每家都买了车。”在小区的空地上,私家车一字排开,其中不乏宝马、奔驰、奥迪之类的豪车。张秀芳给了一个村里拥有豪车的大概数据:宝马三四辆,奥迪四五辆,奔驰之类的豪车都有。

　　有的村民投资失败　两年多花光几十万

　　68岁的石河岭村民张德祯说,手里有了钱之后,个别村民就不大愿意工作了,“光租房子一个月就能有千把块钱的收入,村里过年过节什么的还会发点福利,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作都不愿意干。”张秀芳证实了这一消息,她说,有100多位村民在村里成立的物业公司工作,这吸纳了大部分闲置劳动力,但也有少数不工作也不去培训的,“有些人培训完了,也不去工作。”一位村民也指出,不去工作的村民就在家里玩,也有个别村民由于买这买那,或是投资不慎,钱很快就花光了。

　　1日中午,记者来到奥体中心南侧的孟家村,几位村民正聚在村口的树下聊天。村民李风祥今年38岁,2008年村里拆迁后,按照每人40平方米的安置标准,他家分到了两套房子和100多万元。“看上去每家都有车,但有些人是坐吃山空。”李风祥说,原先多数村民都是边种地边打零工,没有土地后,一些村民也不愿意干保安、保洁等后勤类工作。“一个月只有千把块钱,不如在家闲着。”一旁的村民李恩强说,少数人一下子领到几十万块钱后,直接就吃老本,“吃喝玩乐,有的已经花光了钱。”

　　记者在采访中也陆续听到了一些故事,诸如开着车去洗车,开着车干保安等等,工资常常抵不过油钱。“有的家里不缺钱,但不想让孩子闲着,就让他们就近找一份工作,开着车去上班,工资一个月却只有千把块钱,连油钱都不够。”省城东部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

　　政府组织的　专场招聘会遇冷

　　省城东部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说,办事处曾多次组织未就业村民到辖区内的单位应聘。“喜来登酒店、银座超市都在我们的辖区内,这些单位也愿意就近招一些村民。”然而,最终留下来愿意干的却很少,“一个月一千多,和以前种地比是不少,但比起一百万的安置费来说太少,他们不愿意干。”

　　2010年,一份针对龙洞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石河岭、龙洞、孟家、老石沟、西蒋峪5村有劳动能力的3370名被调查村民中,就业率达到了49.3%,未就业人员占到了50.7%,未就业的1709人中,无就业愿望的有1054人,占未就业人员的61.7%。据介绍,因为未就业人员中的一些村民是做临时工,并没有计算在就业内。“很多是不稳定就业,这就存在一定的风险。”工作人员表示,办事处会定期开展一些就业培训和面向被征地农民的专场招聘会,但因为多数村民习惯了原来的自由生活,不习惯那种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而有的则是不愿意工作,“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就业压力大但并不急迫。”

　　手上有钱,一些失地村民　不愿干工资低的活

　　村民李风祥说,原先村里的很多人都是开拖拉机或是干工程,工作比较自在,想干的时候就干,不想干的时候就歇着,现在突然去做那种稳定的工作,会坐不住。“而且像我们这样没学历没技能的,也就只能干干保安之类的工作。”李风祥说,保安的工资只有千把块钱,“现在没了土地,又什么都得买,肯定不够。”

　　调研报告的数据显示,近80%被调查者的学历为初中或以下,对工资的要求普遍在1000元到2000元之间,而且均要求缴纳保险。“村民希望就近就业,工资少的活儿不太愿意干,工资高的活儿又找不着。”孟家村党支部书记杨庆路说,多数已就业的村民在附近的奥体中心或酒店里干后勤工作,月工资有1000多元,“但一些村民手上有点钱后,就沉得住气了,一般的活儿不愿意干。”

　　此外,对于40多岁的失地农民来说,年龄也成为他们就业的一大劣势,孟家村村民卢传义如今就赋闲在家。“今年都45岁了,想干保安都没人要。”卢传义说,自己没有技能,年龄又不占优势,找起工作来很困难。

　　失地农民表现对比鲜明:　有人钱生钱,有人成困难户

　　拆迁安置只有不到3年的时间,多数被采访的失地农民并没表现出对现在生活的担忧。“现在有点余钱,还能租一套房子出去,村里中秋、过年的时候还会发些过节费。”张秀芳说,按照现在的情况,“吃一代人行,但两代人就不行了。”

　　张德祯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担忧,“这些钱都是死钱,越花越少,最怕的就是生病,一旦生个大病,钱就没了。”省城东部一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担心,领到征地补偿款的这一代村民如今衣食无忧,但过几年钱花没了,万一生场大病或是投资不慎就会很麻烦。“等到他们的下一代人出生时,就没有这些福利了,如果这一代没有让钱升值,下一代人的生活就会有隐患。”这位工作人员说,为此,街道办事处正在积极宣传让他们就业,并鼓励失地农民办理医疗、养老保险。

　　李风祥的现状或许能反映出部分失地农民的担忧。“征地补偿款领到了100多万,看上去钱很多,但装修就花了几万,给老人小孩买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又花了十几万,买个车跑运输又是几万。”李风祥说,以前还有两亩多地,可以保证吃喝不用花什么钱,但失去土地后,什么都得花钱,“拆迁补偿过几年就没了,毕竟吃老本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还是担心未来。”

　　杨庆路则表示了另外的一种担忧,根据对征地补偿款利用情况的不同,他将村民分为三类。“一些有经营头脑的人,把钱投资好了,赚得越来越多,也有一些人将钱存在银行,定期收取利息,但也有人投资失败。”杨庆路说,村里有两户就因为投资失败,征地补偿款全都搭进去了,这就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出现,产生两极分化。

　　龙洞地区被征地农民就业情况的调研报告在分析了多种情况后,也得出结论: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各个家庭理财情况的差异,贫富差距会逐渐显现,甚至会出现困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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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地补偿“暴发户”暗藏返贫危机

　　专家认为,政府对转型农民应加强消费指导

　　京郊一些农民因拆迁骤富

　　张建华是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一位农民,因为拆迁,他与全村大部分农民的命运发生巨变,从农民转变为市民,且一跃成为富人。近日记者见到张建华时,他刚搬进装修一新的拆迁安置房,并买了一辆帕萨特轿车,还打算带妻子乘飞机到云南旅游。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像张建华这样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农村的农民,因拆迁而一夜骤富,许多转型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少数人还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专家认为,“拆迁骤富”颠覆了传统的致富模式,如果政府不对转型农民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那么他们因“冲动消费”,将有返贫之虞。

　　居民张大爷告诉记者,因为拆迁,他得到200多万元补偿,最多的人家达800万元。得到巨额拆迁补偿款后,很多人盘算着如何花钱。居民王先生说:“我想买辆好车,价格应在20万元以上,降低点要求,至少也要15万元,低于这个标准就掉份了。”

　　“拆迁富翁”对未来缺乏规划

　　记者调研发现,“拆迁富翁”普遍对未来生活缺乏科学与理性的规划。有的人被设局拉下水参与赌博,拆迁补偿款被套取。为了补偿款的分配,有些拆迁户亲人之间大打出手,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对簿公堂。

　　还有些“拆迁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为家里一夜骤富,心态大变,出现比富、奢侈、厌学现象。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周孝正教授认为,在拆迁进程中,农民所能得到的补偿待遇正在逐步提高,这既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可能导致命运的失衡,由此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值得深思。

　　中国科学院社会学所赵春燕博士说,“对于一向以种地谋生的农民来说,缺乏投资理财意识不足为奇,面对突然到手的财富,大多数人自然会手足无措。如果‘拆迁富翁’挥霍式消费,除了种地,他们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这会使他们坐吃山空,返贫的可能性极大。”

　　政府应加强消费指导

　　已有前车之鉴。据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机场扩建范围内的顺义区龙山、塔河、桃山、冯家营等6村整建制拆迁,有些拆迁农民拿到补偿款后,就出现挥霍和盲目投资现象,有些因此返贫。

　　大兴区社会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尚建刚直言:有些“拆迁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费状况,尽管与他们存在盲目的炫富与攀比心理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对他们正确消费观念的引导力度不够到位,尤其是拆迁后的体制跟进相对滞后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经销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强磊教授表示,政府对转型农民应加强正确的消费指导,政策规划上要科学。他建议,可遵循“先生产后生活,先保障后消费”的原则来实施,如可尝试分期拨付拆迁补偿款。　　　　　　　　(据《金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