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房网—齐鲁晚报大众网联合主办

广州城中村 汇集三教九流的江湖

2010-05-25 18:32 作者:赵尔印 来源:

生活便利、成本低,是城中村给外来务工者的最大慰藉。很多人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与期待踏入广州的。城中村,往往是这些异乡人在广州的第一个落脚点,那里是他们与这个城市的第一个连接点。

夜色已深,城中村里仍是人来人往。

  生活便利、成本低,是城中村给外来务工者的最大慰藉。

  一块新大陆,意味着全新的开始,一切重来。

  很多人就是怀揣着这样的梦想与期待踏入广州的。

  城中村,往往是这些异乡人在广州的第一个落脚点,那里是他们与这个城市的第一个连接点。

  除了生活成本低,城中村的自由、随性,是这些初来乍到者最深的感触,以致成为恋上这座城的理由。

  ■小村深处

  一片宽容的大地释放了人的鲜活存在

  “眷村”这个词在这里是要表达一种我们对城中村时代的“眷恋”,但我们知道,这个词是有一个词源的,而且同样和我们有关。

  国民党败走大陆之后,带了两百多万人迁播去台,这些人和当时的台湾居民身份不同,他们被称作“外省人”,除了一些政要权贵之外,这些人只能群体蜗居在一些指定的社区里,那便是“眷村”。

  如今台湾已经在逐步改造眷村了,当这些破旧拥挤的村落淡出历史视线时,许多从这里走出的人物走回来,用各自的方式缅怀凭吊。这些眷村名人中有我们熟悉的邓丽君、杨德昌、林青霞和任贤齐。眷村的文化也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白先勇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眷村,朱天心等台湾文人也发表作品,描写眷村人在“原乡”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所以,客居异乡却扎下希望之根,这不仅仅是我们顾影自怜的人生经历,也是许多年代许多人的追梦记忆。

  每个人的背井离乡后面都有一个奋斗的故事,这故事当然不会一味阳光灿烂,在家乡或许有不堪的往事,或许有种种社会的藩篱,出于一种人“生而自由”的本能,人们开始寻梦。站在广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看着疲惫的人群背着行囊沉缓地走出来,那眼中不是欣喜而是强烈的渴望,这让我想起在欧洲兴起种族运动修建起集中营毒气室时,那些聪慧而无望的犹太人搭乘船只,驶向一个新大陆上开放的国度,在颠簸的甲板,憧憬地看着远处逐渐清晰的自由女神像。

  于是,我更愿意把陈旧破败杂乱无序的城中村理解为一片新生之地,大地虽然泥泞,但她释放了人的鲜活存在。城中村在中国的形成有着天时地利的因素,三十年前政治上的常态化使得人有了相对的自由权利,沿海等相对发达地区的开放让耕种有了希望,没有什么比自在的空间对于自由的心灵更加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在城中村开始告别历史舞台时,我们突然宽容了她之前的尘世丑陋,其实是她曾经宽容地给了我们庇护和尊严。

  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底部刻着犹太裔女诗人爱玛拉扎罗丝的诗句:

  送给我吧,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

  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

  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

  可怜的人群;

  把那些无家可归的、饱经风霜的人们

  一起送给我。

  我站在金门口,

  高举自由的灯火!

  □闫涛

  ■村光掠影

  穷人也可以自在地享受便利的生活

  在新车评网运营总监高晓宁看来,城中村是个奇妙的地方,刚住的时候觉得又杂又乱,但只要过上一两月就觉得,那简直太好、太妙了:自由,充满了生气;自足,又不乏新鲜。

  每个城中村都住出不同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高晓宁的第一份工作在江门,做了两年后,1995年想闯荡一番的他来了广州。三元里城中村是他在广州的第一个落脚之处。尔后,搬去冼村,再然后,住进了石牌村,接着是猎德村。

  他说,广州每个城中村都不一样。冼村乱得像个迷宫,没去过的人进去后肯定会迷路。半夜三更会有人查房,没暂住证的还要登记罚款等,以至于一听到是查房的,合租的4个人就会集体躲到阳台。所以,在冼村住了一年后,他就搬到了石牌。在石牌村住了三年,搬了7次家,因为合租的结构极不稳定。谈起往事,他笑说当时一个手推车就把家搬完了,极为简单。而比之冼村,石牌的突出优点是没人查过房,没丢过东西。

  猎德,他认为是住过的城中村中最舒适的,没那么商业化,住的人也不多,保留了广州典型的农村风,根本不像城中村,不是遍地都是发廊、小吃店,餐馆也就那么几个,还是粤菜,湘菜、东北菜根本见不着。

  350元的“临江豪宅”生活

  住猎德时租的房子350元一个月,房子前面有条河,高晓宁说虽然是臭水沟,但朋友去了都说他住的是临江豪宅。每年,猎德村人都会在这条河涌进行一个月的赛龙舟训练,喇叭、锣鼓夹杂着号子,热闹得不行。

  当时,猎德村还是香蕉批发的一个点,每天下午5点就有香蕉运到,臭水沟里是一艘一艘运香蕉的船,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满地都是香蕉。高晓宁说,有时早上起来早了,就在村里跑步、闲逛,顺带买几挂香蕉,批发价,几毛钱一斤。

  高晓宁表示,他喜欢城中村的原因在于,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城中村可以说是广州社会跟内地社会的接合处,初来乍到都不会不适应,因为这里的生活跟内地差别不大,但它又在广州城中心的地方,一切都很便利。穷人也可以享受便利的生活,而且自由自在,这就是城中村的魅力。

  如果你喜欢江湖,一定会喜欢城中村

  人生的快乐就是自由自在,一个人如果不自由自在了,挣多少钱有多大房子那也是不快乐的。采访中,三十多岁在电脑城经营着一点小生意的汪成武,一再提到他对快乐生活的定义,他认为现在自己的状态就是自由自在,想喝就喝,想唱就唱,想家就回家看看,当然,还不能想不上班就不上班。

  人员杂,活法多

  1998年,揣着对广州的梦想,还没大学毕业的汪成武从江西来广州看世界找工作。但并不顺利,找了一个多月,计算机专业的他才找到一份落差感极大的工作―――打字员。同学、老乡共5个人,在西村鹅掌坦合租起了房子。

  打字员的起点虽低,但汪成武坚持了下来,没有因此打道回府。他说,学的虽然是计算机,但都是理论,对计算机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当时不要说计算机的结构,连名片是怎么印刷出来的都不知道。打字员就打字员吧,认了。老虎都有落平阳的时候,等的是一个机会。尔后,他还做过多种工作,电脑销售、杂志、服装……现在自己有个档口,做的是耗材。

  汪成武说,一直到现在广州以及广州城中村给他的印象都没有变―――乱,但自由。人是杂些,城市白领有,贩夫走卒也有,但人随和、好接近,住到石牌村后,后面的那个特点尤为突出。在一个小空间内,各有各的活法:一个月拿1万多的白领可以过得不错;一个月拿1000多的清洁工能养活老婆、孩子;推个牛杂车,也能养活一家子。他们各不相同,又和谐地相处。但在深圳就不一样了,阶层之间有很强的排他性,汪城武说。

  楼下记账,楼顶喝酒

  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可以出门,楼下就有啤酒、花生,东西随便拿,跟士多店老板说几号几楼,记账就行。有时是真的没钱了,有时是身上没带钱,总之都可以。没带电话,手机店、士多店的电话,都愿意借给你打。汪成武说,这种信任度让人感觉亲切,除了城中村,在这个城市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有时手头上不方便,房租拖欠一两个月,房东也不催。

  汪成武说,如果你喜欢江湖,一定会喜欢城中村,那里你会看到江湖义气重现。住石牌村的人,大多在电脑城上班,经常同时出门,同时下班。下班时在电梯里问一下你在哪个档口,有什么要帮忙,就交上了朋友,以后若有什么需要打个招呼就行。因为大部分人都是给人打工或做点小生意,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这里的人见了面会聊天、打招呼,而不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聊得来的,马上一拍肩膀,一起吃饭喝酒去了。

  对现在的安居之处―――石牌村,汪成武很满意。有钱买房,但不愿买房,因为汪成武觉得人生的快乐就是自由自在。老一辈都在算计着过日子,难道每一代人都要这样过?从走出大学校门起,他就已经想过跟父辈不一样的生活,不再算计、随性、率性的生活。现在他不用为供房而烦恼。住天河岗顶是什么地段?市中心!要啥有啥,走几步路就到天河城,早上四五点起床,到体育中心打乒乓球,豪华小区也没有这样的配套。

  寻梦于斯,事业于斯,扎根于斯

  李越是城中村较早一代的租户,一住就是近二十年。一个茫然的小伙子来到广州,一步一个脚印找到了事业的方向―――经营一家照相馆。但可以衣锦还乡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城市已不止是眷恋,而是扎根于斯了。

  湖南人打造冼村老字号照相馆

  1990年,湖南人李越来到广州,仅做过几年生意、一门手艺也没有的他,找工作时遇上什么就是什么,没有方向。后来,在烈士陵园一家照相馆,他找到了工作,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跟着照相馆的师傅学照相,处理相片。他说,那时是黑白照,一天一般20多个客人,早上9点开始上班,晚上11点下班,非常辛苦,累得不行的时候还哭了,想回家。

  但本来就是没什么出路才来广州打拼的,哪能一事无成就回去?这一坚持,就有了今天冼村这家经营得最久的照相馆。1992年,李越开始自己做,早先档口在三元里,尔后搬到了冼村,就一直没变动过。这对流动性极强的城中村来说,几乎是一个奇迹。旁边陆陆续续开了好几家档口,但都没经营多久就关了。不善言谈的李越总结道:做生意跟做人是一个道理,技术过关,诚信经营。不过,这家称得上冼村老字号的照相馆,走过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勇字当头的他一向不畏强暴,早期还跟来收保护费的人打了起来,好处是从此不再有人来骚扰他的店。

  能衣锦还乡时,根却留在了广州

  衣锦还乡,是李越的心愿。照相馆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在李越勤勤恳恳的经营下收入不错。8年前,李越在湖南老家花10多万元买了一套128平方米的房子,并花了好几万豪华装修。房子很漂亮,但他们住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老家的大房子,他们住着不舒服,倒是在广州租的十几平方米的房子让他们觉得舒坦。老婆和孩子都说“我不想在家里”。李越说,以前总想着回家,但现在发现自己和家人都改变了,喜欢上了广州这座城市。即便以后冼村拆了,他说也会在广州另找一处档口,还做他的照相馆生意。现在的李越自称“老广”,对以后的路也已不再迷茫。

  扎根冼村近二十年,李越说,城中村也有很稳定的租客,他的一帮熟客就是。他们每换一次工作他都知道,因为照的几乎都是工作照、身份证照。熟了,成了朋友,见了面问候一下,平淡、朴实。跟房东也早已成了朋友,他说,除了来的那年签了一次合同,此后就再也没签过,因为彼此已经信任。近二十年,广州的房价涨了几倍,但他档口的租金没涨过,有一年不好做,房东还主动降了价,而且降后就没再加。房东说:“你愿意做就做,不想做了,跟我说一下就行。”

  采写:南都记者 黄河方 汪晶晶 实习生陈梦莹

  摄影:南都记者 方谦华 黄皓 黄集昊

 

  ■村史在册

  雏形期

  从狭义上说,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广州上百个城中村便是在这个进程中产生的。

  城市发展中跳跃而过的土地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彭澎称,1986年广州举办六运会,产生了一批新建筑,那时的形态还是农村包围城市,而到了80年代后期,就开始变成城市与农村的混搭形态。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后,经济和房地产大发展,就慢慢出现了城市包围农村的形态,农村的面积越来越小。

  城中村形成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发展太快,要快点拿地搞建设,有一定难度、影响发展速度的就跳跃式发展。90年代有数据显示广州有138个城中村,到现在也还是可以用这个数据。据统计,城中村总用地面积84.1平方公里,总建筑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吸引300多万人“蜗居”在此。90年代政府已意识到要控制城中村,但为了赶紧发展城市骨架,东进、南拓,并没有真正有所行动。城市建设各方面都需要资金,政府没有太多精力放在城中村改造上。涉及城中村征地的大量土地出让金,主要被用于地铁等城市建设,政府为了避免开发商进入城中村可能导致容积率过高,因而长期都不允许开发商介入改造。

  让外来人口低门槛进入广州

  早在1984年,石牌村的居民就开始把房出租给外来打工者居住,多年来城中村形成了廉价公寓特色,让外来人口低门槛进入广州。中国最典型的城中村在广州,广州最典型的城中村在天河。

  广州每一个城中村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登峰村已登记境外人员涉及83个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三个国家是马里、印度、几内亚。除此之外,苏丹、伊拉克、伊朗和尼日利亚等国的人也不少,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小联合国”。由于外国人众多,为便于管理,这里还专门成立了越秀区登峰街外国人管理服务工作站。杨箕村集中了很多媒体界人士;石牌则有很多IT人士;冼村有“广州最多年轻靓女聚居地”之誉,面积18万多平方米,居住着3000多村民和4万多外来租客,其中,近万名租客为附近商圈―――天河城、正佳广场等商场、写字楼里的销售小姐。城中村里居住者的身份都与周边的产业形态有紧密联系。

  由于面积有限,随着租住人口越来越多,不能向四周发展的城中村只能向上发展,于是大量握手楼出现,道路方面也几乎没有系统可言。城中村继承传统农村居住形态,大多没有集中绿地,中学、小学、幼托等公建配套不足。而宗亲色彩浓厚的“宗祠”、“神庙”大多有所保留。这是城中村不能无视的生态。90年代末开始,政府加强外来人口管理、出租屋管理。每个城中村都有了出租屋管理中心。(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本文相关新闻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