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土地流转下物权私有化

　　农地的流转发展是越来越趋向于正常，政府的干预也越来越趋向于减少，所以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大概是中国 60年来的农民的自主权利得到保障的一个比较好的时期，而政府提供的服务在增加。

　　那么既然农地可以解决，为什么不可以把农地流转的一套办法搬到建设用地里边来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你也让它流转，农地自己作主，流转的租金大部分给农户，政府通过租金收入，政府通过收税拿走一部分租金完全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那么问题就在于农地的比较收益比较低，而建设土地的比较收益比较高。

　　咱们1994 年分税制以后，财权上收，实权下放，地方的收入满足不了地方的需要，于是地方变着法找钱。那么找钱谁软就找谁，农民好欺负就欺负农民，土地值钱，建设用地就成为一块肥肉，唐僧肉谁都争，政府最强，政府征的最多。你要去建设你就得国有化，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建设，这么个荒唐的事情。

　　如果说咱们可以流转了，我觉得这种问题就解决了。事实上上现在各个地方都变着法流转。比如说重庆的地票，成都的指标交易都是这个办法，但是这里面问题比较多？ 指标交易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创造，咱们通过指标交易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粮票指标交易，粮票交易，可以在当时的市场上换到各种各样的商品。结果粮票价格也根据供求的状况发生变化，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价格也不一样，我在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里曾经讲到粮价的变化，咱们最后怎么办？由于这个交易解决了粮食的改革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再一个指标交易，1993 年1994 年，外汇额度交易，有外汇额度和没有外汇额度的两个企业到外汇交易中心，在当场用官价来交易，出了门购汇企业给它按黑市价格交易。由于外汇流程越来越多，交易越来越发达，价格已经成为这样了，到了 1994 年取消了外汇活动，那是很好的事情。还有后来咱们卷烟指标交易，有的地方有烟叶没有加工农民，有的地方有加工农民但是烟叶利大税大的产品，各个地方都要挣，于是中央发改委分了指标，有了指标有些地方就搞小烟厂，烟叶质量下降。最后发改委和烟草专卖总局搞了指标交易。

　　把没有加工能力的地方指标给了有加工能力，有加工能力的地方，给这个地方分一部分税就完了。如果说外汇额度交易是市场交易，那么这个交易就是配额交易，但它解决了问题。今天的土地指标交易荒谬就是用政府交易的方式来完成市场交易的过程。

　　因为现在有指标的是咱们搞什么城乡统筹，让农民上楼，宅基地，以为是建设用地，腾出来不肯，变成农地有了指标。远郊的农民腾出来的指标，那么谁现在需要指标？近郊的农地需要城市化，需要征地，没有建设用地的指标，应该是这儿的需要，原来交易方法是这样的。

　　现在的指标交易是远郊的农民把指标卖给政府，政府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去征地。走了一圈最后侵犯农民利益。指标的价格是政府做的，我前一段时间在成都调查，指标一亩地八万块钱，今年现在变成十二万了，依据什么来做？都是政府来做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借鉴农地流转的经验和方式，我觉得可以解决建设用地，但是需要你解决财政问题，是地方自己的财政收入能满足他的需求而不去征地。你地方真正有了财权了，财权实权统一了，你就限制他不征地，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很简单，咱们可以看到经过这样的变化以后，土地的产权的权能不仅有所有环，而且有用以物权，咱们传统的土地立法，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都是以保护所有权为中心的立法。

　　但是物权法公布以后，土地流转以后，物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把土地的法律从保护所有权为中心，变成以保护用以物权为中心，来修改我们的立法，可能对土地的流转，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咱们实际上如果能够这样，公有产权，集体产权不改它，但是实际用以物权这块私有化了，那块不变，实际上这块做实了私有化了，就是这么一个结果，我们看怎么去做？如果能这样去修改立法，中国恐怕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个想法我和发明界一些人士交换一些意见，很多人都这样说，我觉得这是可以推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