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舌战地产“黑洞论”

　　“房地产比抢银行更赚钱，但它坑害了老百姓。一些地产商太投机，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在2月27日晚上的浙江民营经济年度论坛上，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公开炮轰房地产的“黑洞效应”——就像天体物理里的黑洞，可以吞噬一切，地产的暴利吸走了过多的实体经济资金。

　　这位新近“退居二线”的浙商，一袭黑色立领中山装出场，硕大的腕表和佛珠熠熠生辉。他说，“2007年我退出楼市、坚守制造业，曾被人称为傻瓜。”

　　“热钱围猎地产业，拖累了浙江实体经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鼎言”相助。

　　“地产商顺应市场导向提供产品，有什么错？错的是土地财政！”浙江著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广厦的董事长则毫不犹豫地针锋相对。“五年前，我误判国家将对房地产业实施严厉调控，因此主动降价售楼，别人卖一万，我卖八千。结果大家以为我质量差，都不买，而房价却噌噌噌翻到了两万、三万！”

　　“假如我让利100亿，杭州房价就降得下来吗？”这位“包工头”出身的浙商情之所急，解开红黑相间的格子衬衣领口，连灌三瓶矿泉水，似要浇灭胸中块垒。

　　除了2月27日晚上，浙江民营经济年度论坛上的这一场唇枪舌剑，同一天，“包容性发展与中国转型升级”学术研讨会也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召开，几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专家，逐一登台发表犀利的演讲。他们指出，在有利的体制和政策之外，日益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和差距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壁垒。要实现不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城乡经济的平衡发展，就需要更多地均衡社会结构公平、资源配置公平、制度政策均等，才能实现协调式的全面发展。

　　房地产一枝独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隐忧，从同一天的两场会议初见端倪。

　　房地产“原罪”论

　　“房地产害死了我们！”汪力成语出惊人。

　　汪力成指出，由于高额回报的诱惑，不少浙商放弃主业转投房地产业。

　　“全国房价北京、上海和海南最高，浙江第四。”本报独家获得的浙江省社科院《2011年浙江经济发展报告》披露，2010年浙江省城镇房价每平方米超万元，前5个月消费贷款(以房贷为主)就高达1137.14亿，房贷与商品房销售额比值达78.38%。

　　去年，浙江省房地产开发完成总投资达3030亿元，同比增长34.4%，房地产投资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5%。五年间，房地产销售税收入1568亿元，占全省地税收入比重达21.5%。

　　在2010年公布的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除娃哈哈、华立、吉利等近30家没有涉足房地产开发外，其余70余家企业均染指房地产开发。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太说，在物价上涨幅度较大情况下，近十年来房价只涨不跌，有点小钱的百姓热衷买房，浙江大小老板更热衷炒楼。

　　王永太分析，投资实业，要去建厂房，买机器，找工人，搞销售，而且今年砸下几千万，明后年也不一定能收回本钱；相比之下，房地产业挣钱快，省力气，今天投个上千万买下楼盘，几个月后重新转手，白花花的银子就能收进荷包。

　　快钱刺激下，工业投资被挤进“冷宫”。去年1-9月，浙江工业投资仅增长11.8%，分别比一季度、上半年回落3.2%和1.5%。

　　“一旦房地产业风吹草动，地方政府税收减少，就可能新开税种，民营企业更没心思做了。”宗庆后就此表示，由于现有财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开支，土地价格越卖越高，最终“绑架”区域经济。

　　而部分开发商随意涨价，“害苦了老百姓”。

　　“你怎么能怪开发商呢？我们都是按市场经济规律操作的。”浙江某地产商大声反驳道，房地产业是在政府部门的严格监控下，按照市场导向运营的，即使存在随行就市的价格调整，也都是合法合理的。“保姆工资要5000，奶妈工资都要10000了，房价低得下来吗？”

　　“空心化”危机

　　“标兵渐远，追兵渐至”。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向本报指出，由于过度热衷房地产、投资环境欠佳、产业升级缓慢等问题，浙江经济出现了过早衰退。

　　2010年地方GDP总量第一方阵，广东以45473亿稳居榜首，江苏和山东分别为40903.3亿和39416.2亿，浙江27100亿的数字继续拉大差距。而关键在于，浙江发展动力疲态尽显。2009年江苏、山东、广东经济增长分别为12.4%、11.9%、9.5%，浙江仅为8.9%；2010年江苏、山东、广东分别增长13.5%、12.5%和12.2%，而浙江11.8%继续垫底。

　　人均GDP优势上，浙江也在日渐衰退。本世纪初浙江曾远远领先江苏，2009年江苏人均GDP仅比浙江少15美元，2010年江苏增长11.6%浙江增长8.5%，业已并肩齐驱。

　　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专家陈建军指出，2001年至2008年，浙江经济增速从全国第6跌至第22位，工业增速也持续下滑，占长三角经济比重自2003年33.43%的峰值以来持续下降。

　　而在外贸进出口方面，浙江的形势也不乐观。

　　虽然2010年浙江省出口额达1805亿美元，增长35.7%，约占全国比重的11.4%，已恢复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好水平。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波通过对广东、江苏等沿海六省市的比较研究，认为浙江制造企业存在严重锁定于低产业选择、低附加值出口、低研发驱动的路径依赖。

　　而在较低的投资增长中，制造业投资比重相对更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指出，浙江“十一五”规划中，重大建设产业类项目只有13%，比江苏、山东要低8到10个百分点。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郑勇军分析，在中国加入WTO前后，国际消费市场的海量订单，固化了浙江出口导向型的低端制造业路径依赖，从而错失升级转型的良机。

　　“浙江民间资本投资仍显不足，民企户数、注册资本金增加值及净利润等都落后于江苏，发展后劲堪忧。”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向本报表示，浙江GDP增速连续10年下滑，区域经济存在资本、产业空心化苗头，已引起浙江省高层关注。

　　救市的边界

　　浙江政府对工业经济的调控，也未雨绸缪。浙江省“十二五”规划再度明确，依托《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年)》设立14个产业集聚区，通过财政、土地、税收等杠杆全力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

　　“民企强则浙江强，民企兴则浙江兴，民企难则浙江难”。浙江省政协部署“建设创新浙江，增强发展动力”调研，浙江省工商联等部门启动“长三角民营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分析”课题，继续多方探路。

　　早在2009年初，绍兴多家规模企业受金融危机冲击倒闭，对当地经济、金融及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彼时，绍兴市政府召集18个相关职能部门，酝酿逐步引入企业监管的有效办法、将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日常化、程序化。此后，1369家绍兴规模企业被纳入监控体系。

　　紧接着，台州政府也启动民企股份制再造计划，由政府主导销售额达到5-10亿以上的100家民营企业改制——但与30年前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相比，此类反向操作一度引起浙商群体的激烈反应。

　　2010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把“扎实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谋划和构筑一批产业集聚区，分别写入2010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和指导原则。着力推动大企业战略，积极发展临港重工、新兴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如果我们不能顺应趋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就会被时代抛弃和淘汰。”去年9月，浙江省政府专题会议通过了9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专项规划，浙江省长吕祖善如此谆谆告诫。

　　同样以国内纺织重镇绍兴县为例，该县出台“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程”，决定在5年内将现有197家印染企业淘汰一半，剩余80%产能迁至滨海工业区，划拨财政专项资金，培育一批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民企“大户”。10月份，工信部也针对浙江产业集群现状展开调研，涉及中小企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涉及的融资、减负等情况，认为浙江民企景气指数回升，但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压力加大。

　　“但在经济转型中，政府最好是保持中性立场。”2月2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在“包容性发展与中国转型升级研讨会”上向本报记者表示，地方过于主导经济发展，很容易使得政府与企业越扯越密、产生精英群体和有产者利益集团。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是一种增长方式的改变问题。从长远可持续的观点来看，政府的资源杠杆和通过政策配置资源的问题，要更加侧重于动态的包容性增长，政府要不断调整改进，从政策的供给者向制度环境的制造者转型。”浙大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