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富翁”悲喜剧：得巨款惹祸上身 妻离子散

　　走过50岁的人生路口,何亮(应被采访者要求化名)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世态炎凉,接下来的日子就听天由命了。

　　何亮住在北京小汤山附近的一幢6层的小产权楼里。在邻居们的眼中,他不过是一个说话和气的老北京人。

　　邻居们不知道,这个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就是前不久电视里说的“一夜暴富的村民”。因为拆迁,一些村民获得了补偿。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补偿款令人眼红。

　　何亮获得的拆迁补偿款是两百多万元。这笔钱曾令他一想起来就感到满足,但这种满足感并未持续多长时间。

　　实际上,正是这笔钱,造成了何亮现在的尴尬局面―――与几个哥哥姐姐断了往来;拿着大部分拆迁补偿款的妻子,与自己离婚后另嫁他人;唯一的女儿来看望自己时,还生怕让母亲知道……

　　得巨款惹祸上身

　　何亮在家排行老小,也是同辈中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个。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他小学都没念完,以至于到了现在,也没能认识几个字。

　　何亮的父亲去世得早。与离开村庄的哥哥姐姐不同,何亮留在家中四处找活干,同时照顾年弱体衰的母亲,直到1995年年底,母亲去世。

　　在何亮看来,兄弟姐妹之中“就属我受罪大”―――给猪剁菜时,把手给切到了;在池塘里捞浮萍,打算卖给鸭场作饲料,结果差点儿淹死;拉木头挣钱,木头垛倒了,晚走一步砸中了自己……

　　就在日子看起来像是被种种不如意塞满时,何亮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一段自由恋爱后,何亮与同村的姑娘刘静(化名)结婚了。夫妻俩尝试着做各种买卖来赚取生活费。

　　后来,何亮发现,到村里来租房的外地人多了起来,他便把五间老屋翻建,腾出来的空屋租给这些外地人。最好的一个月,仅房租一项,何家就有7000余元的进账。

　　更令何亮欣慰的是,虽然哥哥姐姐都成了体面的城里人,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村里的家。母亲在世的时候,哥哥姐姐每月都送来赡养费。虽然母亲去世时未留下遗嘱,但几个哥哥姐姐都声称要把父母留下的房产给他。2002年,村里拆迁,何家获得200余万元的拆迁补偿款,何亮喜滋滋地领回了这笔钱。

　　就在何亮以为日子将在平静与富足中度过时,一纸不期而来的诉状将他推入生活的漩涡。

　　2004年,原本声称把房子留给小弟的哥哥姐姐突然起诉何亮,要求各获得10万元。

　　当与手足对簿公堂,何亮说,自己愤怒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起诉我之前,他们(哥哥姐姐)从没和我商量过。”

　　经过一审、二审,何亮的哥哥姐姐每人被判获得7000余元的拆迁补偿款,与10万元差了一大截。

　　这无疑是何亮眼中的“胜利”。2005年,拿到终审判决书的他,像办喜事一样,大宴村民。但这也让他与哥哥姐姐彻底撕破了脸皮。

　　不过,何亮最终只得到了30万元。在与哥哥姐姐打官司之前,为了保全拆迁补偿款,何亮在与妻子商量后决定“假离婚”,补偿款归在妻子名下。夫妻俩的如意算盘是,如此一来,即使是官司输了,哥哥姐姐也无法从何亮这里拿到钱。

　　何亮未曾料到,离婚弄假成真。最终,还是通过法院的调解,何亮才从前妻那里得到了30万元。加上拆迁时村里“分家底儿”,他总共拿到手40多万元。此后不久,前妻再婚,何亮也与她断了联系。

　　住新楼成情感孤岛

　　何亮花了20万元在小汤山买了一套5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虽然房子不大,但是何亮收拾得很干净。他把老屋里的一些瓷器和一套俄罗斯“套娃”摆在了靠墙的展示架上。老实且讲究是律师聂世国对何亮的印象,聂是何亮上诉时的代理律师。

　　曾经,何亮在村里的人缘还不错,也有些经常走动的朋友。但拆迁后,他们散落在北京,彼此联系得少了。至于现在的邻居,何亮说,他们只是点头之交,顶多在楼下晒太阳时闲聊几句。

　　“现在,你要说去谁家串门儿,谁家都收拾得那么干净,可不像从前那么随便了。”他说。

　　因为孤单,何亮想过再婚,“找个心眼儿好的”。但别人介绍的几个,他都“瞧不上”。最近的一个,虽说比自己年轻几岁,但他觉得对方“嘴里脏字儿太多”。

　　偶尔酒醉,何亮还念叨前妻的好。尽管他至今认为前妻与自己离婚有“下套”之嫌,但某种意义上,她也是帮自己打赢官司的功臣。如果不是前妻劝自己上诉,“就得把钱分出去了”。他说。

　　现在的何亮,就像是一个情感孤岛。孤单的感觉在他刚到小汤山时分外强烈,但逐渐,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平日,他自己做饭,一天两顿。这几年过年,他吃的饺子不再是自己包的,而是从附近超市买来的。

　　“没事就睡觉。”何亮说,这是他打发时间的办法。抽烟的习惯也没有改,不过更没人管了,“一天一包。”何亮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好在女儿还会抽空看望自己,这让何亮多少有些庆幸。除了带何亮去外地旅游,女儿偶尔也会塞给父亲一些钱。但这都是在何亮的前妻不知情的情况下。女儿的车是前妻买的,生活上也常得到前妻的资助,唯一的条件是不要再和父亲来往。

　　记者问及对亲情与金钱的看法,何亮一时语塞,“没必要”,之后,他停了停说:“最主要的是金钱。”

　　过生活今不如昔

　　如果老屋没有拆迁,何亮觉得,自己肯定还和前妻在一起,至少可以开个小店专心做生意,日子应该是越来越殷实。但现在看来,这只能是一个梦了。

　　何亮手里的钱剩下不多了,但他不想坐吃山空。他听说过村民拿到拆迁补偿款后大肆挥霍的传闻,“搁我可不这么干,没那个必要。”他说。

　　几年前,他从别人口中得知,买基金是“钱生钱”的一个办法。于是他在基金上做了一些投资,尽管他并不明白究竟是怎样“钱生钱”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买了哪两只基金,只记得“一个是两块多买的,一个是四块多买的”。“现在估计全被套在里面了”,他有些懊恼―――最近,他总是听说基金的表现不好。

　　除了投资,何亮还尝试过拉黑活儿。3年前,他花10万元买了辆红旗车。但很快发现,拉黑活儿的收入还不够付油钱的。于是,又把车停在楼下,很少再开。

　　这几年,虽然没干成一件事,但这也给何亮很多时间回忆。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有时候想想,还是“上楼”以前的日子好。“虽然大家都在农村,住着平房,但日子过得踏实。”

　　除了回忆过去,何亮对未来并没有明确的打算。“日子嘛,就这么过呗。”

　　但他有时也会流露出“心有不甘”的情绪―――“要是再有50万元就好了。”他说,“我没想多要,50万元我知足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只是希望花钱时,自己“不再提心吊胆、不再抠抠缩缩”。

　　而50万元究竟要怎么花,对何亮来说,仍然是个问题。他的财富观是:有钱的越有钱,没钱的越没钱;没钱人想变有钱人,除非他有本事。他觉得自己属于没本事的人,“一辈子吃了没文化的亏”。

　　记者手记:

　　在北京东北部大望京村拆迁后建成的公园里,我遇到不少来公园追忆往昔的村民(遗憾的是他们都不愿接受采访)。有几户人家,他们的老屋虽然不在了,但是老屋周围被保留下来的树木,成为了他们定位自己昔日家园的“坐标”。这些树与公园其他树明显的区别是,树干上往往都有被晾衣服的铁丝勒过的痕迹。

　　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一个个原本不起眼的村庄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又因为“一夜暴富”而打破原先的平静。那些拿到巨额拆迁款的农民,当他们被仿佛从天而降的财富砸中的时候,他们接下来的人生也会发生始料不及的转轨。这种转轨给他们的生活、思想都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