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火曝建筑业潜规则：掮客吃肉 施工方喝汤

　　11月21日,上海特大火灾发生后的第七天,也是58名遇难者的“头七”之日。

　　隔天,上海市长韩正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给这次火灾定性,韩正说:“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

　　如今,上海佳艺建筑装饰工程公司(下称上海佳艺)董事长黄佩信等共12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事实上,“工程层层转包、建筑工人无证上岗、施工材料以次充好”这类建筑施工中的潜规则由来已久。

　　“目前市场上的建筑装饰公司,十有八九都是皮包公司。能不能顺利拿到工程,最主要的是关系硬不硬。一个工程下大多都要经过多层转包,层层盘剥。”曾为上海高桥新城提供工程服务的施工方代表齐威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这已成了行业内不是秘密的潜规则。

　　爆料:工程链上的寄生虫

　　“皮包公司”原指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时,由于经济短缺,为迎合人们急于获得货源的心理,将二手、三手信息“倒卖”出去而从中获利的一类公司。

　　这类公司在交易中,往往只是起到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而如今,建筑行业中的许多分包商,在混迹上海建筑装饰行业已有五六年时间的齐威眼里,仍是扮演着这个角色。

　　“许多建筑公司自己根本就没有工人,他们惟一做的事就是从总包商处拿到项目分包后,从中抽走一部分预算资金,立马转手再继续分包给下家公司,完全就是个‘二传手’的角色。”齐威说。

　　但是他们的下家公司也未必就是施工单位,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司继而再转手给下下家,同时也对预算资金进行进一步的分食。

　　“下家下面还有下家,最终到了施工队。施工队里再分小队,小队长再找他的哥们、亲戚帮忙,实在人手不够了,就到马路边招些散工,行业里又称作‘游击队’。”齐威描述道,“根据施工工程量的大小,我知道的一般都有4层转包,多的时候会有6层。”

　　分包商和下家公司在项目继续分包后都会派出几个管理人员,工地上称之为“带班”,说是管理,其实更多所做的是上下游间的信息传达工作,因为中间层太多。“工地上你随便拉个工人,他说他只认识张老板,张老板再认识王老板,王老板上面还有李老板,这中间需要有人做‘承上启下’的工作。”

　　“总包自然吃肉,我们只有喝汤。但是在这个行业里,拿项目凭的不是谁的技术好,谁的项目经验多,就是靠关系!没有关系,别说吃肉,汤都喝不着。”齐威说得很坦诚。

　　事实上,这种靠“关系”拿项目的行业现象可能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末。据媒体报道,在当时上海展开“旧城改造”的一轮建设大潮中,涌现出大量基建领域的巨无霸国企,拥有了建筑行业最齐全的牌照。由于这类企业大多为市属企业,其建筑税收均上交市财政。

　　这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加剧了行业中由“关系”为纽带的利益格局。由于出身国企、“根正苗红”,尽管注册资金仅有500万,且在“安全生产”领域屡被点名,上海佳艺却也能撬动1200万的静安节能减排项目就是对这一问题最好的写照。

　　发酵:行业黑洞触目惊心

　　工程层层分包转包的直接恶果就是:等转到了实际施工方那个层面,预算资金已被层层分流。

　　“假设1000万的总额,到了施工队只有不到三四百万,但这个工程的实际成本却要500万。这个时候只有在材料上造假!同时缩短工期,减少工人工资的给付。”齐威说。

　　这种说法可以在上海特大火灾的案例中清楚地找到答案。据记者调查,静安建总以3500万的总承包价拿下项目,而到分包商上海佳艺这一层的实际金额仅为1200万元。一位关注此事件的人士戏称:“静安建总不用拧一颗螺丝钉,就可净赚2300万。”

　　而上海佳艺的下级转包商――中航铝门窗公司,又将工程包给达达门窗公司,其签订的合同是每平米88元的价格,但到了具体施工的包工头处,预算已降为每平米不足35元,尚不到前一合同约定价格的一半。

　　工程中真正的危险因素也就此开始发酵。

　　根据此前的报道,失火楼宇使用的保温材料被确定为聚氨酯。但中国阻燃学会秘书长、阻燃专家周政懋指出,聚氨酯材料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真正有问题的是不合格的聚氨酯材料。

　　那么这其中的差别在哪里呢？

　　记者了解到,国家将外墙材料分为A、B1和B2三个级别,A级为绝热材料,如大理石、花岗岩等;B1级为难燃材料;而B2为易燃材料。

　　“聚氨酯同时拥有B1和B2两种材料,且价格差别相当大。”上海一家节能环保公司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5cm厚B1标准的聚氨酯,市价约180元/平米;而同样厚度B2标准的聚氨酯,只有100元/平米。

　　而在材料上做的手脚还多的是。齐威介绍称:“20mm国标规格的PPR管,应施工方要求,供应商可以生产18mm管径的去冒充。一样有贴牌,有质量合格标志,一根的利润相差近15%。”

　　除了材料,人力成本上的缩减与压榨几乎是必然的。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老板高军告诉《华夏时报》记者:“电工、电焊工都是高危职业,都需要证,但是工地上真正有证的人并不多。有证工人每天的工资要120元,技术好的要180元,但基本上都在工地做指导。实际操作的是那些小工,80元一天,电焊、搭架什么活都会做。”

　　11月24日,上海市安监局、消防局对奉贤地区的工地进行抽查,发现工地上作业电焊工的上岗证书竟然为假。该工人称:“二三十元一个,路边到处都能办,反正基本没人会查。”

　　对于处在这根生产链条最末端的施工工人,齐威说:“他们真正到手的钱其实很少,有时还会被克扣。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保险,如果死了,工地上大不了赔个几十万,但因为没有合同,一条命绝对超不过60万。一旦出事故,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真是印证了那句老话‘挣买白菜的钱,担卖白粉的罪’。”

　　拍案:谁为潜规则负责

　　记者见到高军的时候,他正和施工队一起忙着给长宁区的一家重庆鸡公煲餐饮店做工程。这个淮安人十多年前来到上海,最早就在上海最大建筑单位――上海建工集团的工地上找活干。

　　如今上海建工拥有总资产238亿元,下辖全资、控股企业300余家。而高军也有了自己的建筑公司,注册资金50万,三级施工资质。

　　“为什么要层层转包？”高军回答说:“这是普遍现象,因为谁都不养工人,我不养,上海建工也不养。因为你不能保证一直有工程,养着的话成本太高,有工程的时候可以再去招人,实在不够还可以去其他工地上借人。”

　　对于高军的解释,记者从上海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郏祥钧处得到了证实。郏祥钧便是出自上海建工集团系统,他表示:“上海建工曾经养过12万工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市场竞争的需要,建筑市场的劳务和管理开始相剥离。施工工人成为一支流动大军,哪有工程往哪走。”

　　“劳动力要素得到了充分的流动,这是件好事,但与此相脱节的是建筑行业的监督管理。”郏祥钧说,“但客观地说,未分离之前,施工人员均隶属于建筑公司,因此无论是技能培训还是安全指导都比现在更好。”

　　原本作为行业监督体的监理单位,却在此次火灾中丝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监理公司是个尴尬的角色。”齐威告诉记者,“国家规定工程中必须请监理公司,但监理没有任何实权,只能将乙方的不良行为向甲方汇报,但问题是,许多的业主、总包、分包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团体中的‘兄弟’单位,本身凭的就是关系。监理方能怎么办？”

　　“如果监理公司‘越权上告’至政府安监部门,那么这家监理公司以后可能就没法在建筑行业里混了,再也接不到业务。这就是游戏规则!”齐威很肯定地说。

　　还有谁该负起监管职责？齐威谈到行业协会时满是不屑:“他们只知道收会费,什么规范作用都没有。7万能买到理事会成员单位,10万到20万能排上每年的评优名单。”

　　对此,上海建筑施工行业协会副会长高志海向《华夏时报》记者诉苦:“我们只是民间组织,为会员单位服务,没有任何实权,监管的主体应当是政府相关职能单位。”

　　监管的空白下,利润的诱惑像野草般贪婪地疯长。齐威告诉记者:“行业的平均利润在35%-45%,如果不偷工减料,利润不到15%。”高军对此表示:“我这家小公司的利润保证有30%,别家的我不清楚。”

　　上海市长韩正在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说:“针对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要从体制、机制和法制各方面开展深入研究,出台切实有效的措施,严肃整治。”

　　但截止到记者发稿前,针对伤害火灾事故,未发现有任何政府人员被追究责任。

　　在国内某著名论坛上,一位网友这样表达了他的心声:“我希望一场大火可以照亮潜规则下的一切阴暗角落,但是没有问责的哀悼是廉价的。这样的噩梦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