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称京沪等城市病集中暴发 离宜居越来越远

　　“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

　　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① “城市病”集中暴发，离“宜居”越来越远

　　为了避开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文波每天6点就要出门，赶往位于东三环的公司上班。“其实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如果7点开车出门，正好赶上早高峰，肯定会迟到。”刘文波告诉记者。除了要早出门外，为了避开晚高峰，刘文波几乎每天都“主动”加班，20点才下班回家。“实在不想把时间都‘堵’在路上。”他说。据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

　　刘文波老家在河南，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2008年10月在北京结婚。“由于准备马上要小孩，就想起码也要买个两居。虽然当时北京房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四环以内的房价我还是承受不了。想来想去，也只能在大兴这样的地方买房了。”

　　令刘文波发愁的，远不止每天要“早出晚归”。“好的商场、医院、娱乐休闲设施都集中在市中心，平时动不动就要往城里跑。”现在他正为儿子上幼儿园发愁，京城“入园难”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

　　城市的好处毋庸置疑。一方面，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城市病”随之而来。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产物。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边中小城镇功能很不健全，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来看，特大城市有许多优势，也正因如此，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中国科学院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张文忠说。

　　“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

　　罗亚蒙介绍说，宜居的标准有很多，但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城市是否宜居，有一条“红线”：环境承载力。“在人类活动强度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之前，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类活动强度超过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之后，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的宜居性越低。”罗亚蒙说。他认为，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人类活动强度均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导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诸多“城市病”，离“宜居”越来越远。

　　② “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应尽早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几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来排队，一开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几次病就理解了。” 廖嘉明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两趟才挂上号，前不久去治感冒，挂上号了还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轮到自己就诊。据了解，由于大批外来人员涌入深圳，深圳市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1269万计算，该市每千人拥有床位数1.66张，低于全国同期3.20张的水平，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64人，仅与全国平均水平(1.62人)持平，这两项指标都排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区香炉营的杜奶奶最近正在为修拉链郁闷。原来前几天杜奶奶夹克上的拉链坏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场的裁缝都只给自家卖的裤子改裤脚，谁也不接这种小活。 “周围大商场一个挨一个，怎么就找不见换拉链的地方呢？”最后经过邻居指点，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个换拉链的小商店。“换一条拉链要20元钱，这要在老家，街边的裁缝店只收2元钱。”杜奶奶很郁闷。

　　相对于其他地区，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很优越，为什么反倒会出现这么多不方便呢？

　　张文忠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的过快增加消化了基础设施发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据测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长了一倍，客运量却翻了两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学导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低于纽约、东京，但堵车现象却比它们严重得多。“在服务设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场，城市是一个多阶层群体共同维护的系统，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不同群体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张文忠强调。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广大市民对城市基础设施便利度和舒适度的迫切要求。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随着城市居民对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发展应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罗亚蒙说。

　　罗亚蒙主张，国家应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他说，即便按7亿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标准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用地和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要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利用，也能满足未来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提升城市化质量方面迈开脚步。11月20日，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在“首都第十七届建筑设计方案汇报展”上的展示，地铁6号线和10号线将在呼家楼站实现“平层换乘”，CBD核心区一期近10栋高层建筑将采用空中连廊串联，并共享地下车库。“希望地铁的路线和换乘设计能不断改进，也希望地面堵车现象有所缓解，让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丽珠长期以来饱受“换乘之苦”，她对此非常期盼。

　　③ 改变城市发展“指挥棒”，专家建议，不妨设置“婴儿车指数”

　　什么样的城市算宜居？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司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这个标准只是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因此，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备约束力。”该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罗亚蒙对记者说。他认为，由于缺乏此类城市化质量评价标准的约束，“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理想和现实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源承载力与‘唯GDP论’的冲突。”他介绍，长期以来，GDP是我国评价考核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考核城市管理者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唯GDP论”直接导致城市发展走上规模扩张之路。

　　常年关注区域经济地理发展的张文忠教授认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和关键。他介绍，总结国际许多特大型城市规划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城市规划应当完善周边区域功能，尽量减少职住分离现象，减少“钟摆式”通勤；城市规划应当疏散主城区功能，尽量减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区的高度集中；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促进高品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要把城市作为一个系统来管理。不能头痛医头，就事论事，要通盘考虑城市发展、功能布局。”张文忠说。

　　目前，一种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正在一些城市兴起。在广州附近的清远市，新成立的城市综合管理局承担了过去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照明、城市桥梁、城市道路及其配套设施、市容市貌综合管理和城市监察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城市管理重心前移，在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社会教育等环节化解矛盾。

　　“城市规划缺乏严肃性和稳定性，许多城市往往是一任领导一个规划，也是导致城市管理混乱、‘城市病’加剧的原因之一。”张文忠认为。他主张，我国有明确的“城乡规划法”，必须强化它的法律严肃性，不能随着领导的更换，而改变规划；规划的出台也要吸收公众参与，广泛征求各方和各阶层的意见。

　　区域不平等的文化基因对“城市病”的形成也发挥着一定作用，罗亚蒙分析道。刘文波这个在北京工作的外地青年的经历印证了他的观点。“每次回家，亲戚朋友都把你当做贵宾，父母也觉得很有面子，大家不是因为你挣了多少钱，只是认为能混到北京就很了不起。”刘文波说，“与在老家焦作工作的同学相比，我的房子比他小、房贷比他贵、工作压力比他大，但大家就是认为在北京比在焦作好。”“这种心态就是区域不平等的文化在作祟。”罗亚蒙分析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特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

　　罗亚蒙认为，要防治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宣传区域平等的理念，尽可能避免区域不平等理念在法律、法规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中作祟，对于防治“城市病”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许多专家探讨了城市宜居的问题。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的一个看法格外引人关注，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其后边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无障碍、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空气是否足够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闲的时间和空间。

　　中国的城市还在不断长大，长大了的城市街头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闲地推着婴儿车？热爱城市的人们在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