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威：济南的城市化进程很独特

图一：鲍德威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崔健 摄

　　图二：鲍德威的书封面

　　对济南人来说，鲍德威这个名字可能比较陌生，然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斯康星大学教授鲍德威，对于济南却是相当熟悉。当济南这座城市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摸索的时候，鲍德威就开始以一个研究者的眼光，打量这座城市了。这种打量是细密的，深刻的，更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当别的学者都把目光给了上海、给了北京、给了广州的时候，他却目光独特，选中了济南。

　　今年，一本叫《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的书在中国出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鲍德威。“这本书最早是鲍德威先生1972年的博士论文。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研究城市史时，见到了这本书的英文版。”山东师范大学郭大松教授说。从那时起，郭大松教授就开始关注鲍德威，并试着翻译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用于近代城市研究。直到今年，这本书的中译本才在国内出版，译者是张汉等三人。中译本的出版，使更多的人看到这本书，这对研究济南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资料。

　　10月13日，中国近现代城市开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召开，本报记者在会议期间采访了鲍德威先生。鲍德威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感叹济南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对济南情有独钟

　　记者：《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的中译本今年在中国出版，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鲍德威：谢谢。

　　记者：1890年-1949年这60年间，中国城市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很多城市，比如上海，甚至离济南很近的青岛等，这些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均比济南这个内陆城市更具有典型性，而您为什么独独选中济南作为中国城市变迁的典型城市进行研究？

　　鲍德威：之所以选择济南，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济南的政治主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没有被殖民地化；同时，济南的现代化的计划也由中国人自己制定和实施，济南的开埠是主动的。因此，济南的城市化进程是独特的。把济南作为研究对象，是在比较中决定的。

　　记者：除了这两点学术研究方面的原因，有没有个人原因？您这本书的中译本出来之前，就有研究济南的爱好者读过您的书了，并在网上猜测您可能出生在济南，所以才这样对济南情有独钟。

　　鲍德威：我出生在美国的丹佛。我跟济南并没有个人方面的关系。我的父母都经商，没有来过中国。我对中国感兴趣，是因为我所在的大学中有几个很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另外，我曾在缅甸读过一年书，在那里也接触到了一些热爱中国的朋友。美国有一个作家叫赛珍珠，她在中国长大，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在她的作品中读到了中国。她对中国一往情深，我和她的心是一样的。写书耗时三年之久

　　记者：您在做这个研究之前来过中国吗？到过济南吗？

　　鲍德威：这之前没有来过中国。我第一次来济南是1974年，后来又来过几次。最长的一次是带了20个学生，在济南有6个星期。

　　记者：您当时做济南城市现代化研究的资料都来源于哪里？这个研究用了您多长时间？

　　鲍德威：写作时间有三年之久，历史论文都是费时的，需要大量的资料。济南的资料在美国并不容易看到，我的资料来源一是来自东方杂志；另一个是领事馆的报告，当时领事馆每三个月都要提交关于济南的报告，我就利用这些资料对济南进行研究。查阅资料也是一个辛苦的过程，美国的好说，在图书馆就可以查阅到，而英国的就要跑到伦敦去查。

　　记者：您认为近代以来，影响和推动济南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鲍德威：有三种力量影响和推动了济南的城市化进程，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军队的现代化，以及外国势力的不断扩张。这三种力量的推动，使得济南在1904年主动开埠。这在我的书里有详细阐述。带动学生研究中国

　　记者：您说您最初学习中文，是受到周围研究中国的同学的影响，那么您这些年一直研究中国，您的学生有没有受您的影响而学习中文的？

　　鲍德威：有，我有两个学生都做中国学的研究。一个叫Tiedemann，他是一名德国人，研究义和团运动，有一本书叫《华北动乱与恐慌》（郭大松教授对该书的暂译名――― 记者注），有望在中国出版；另一个学生Meissner，研究中国近代的碾米业发展状况。

　　记者：您来过济南几次，对济南印象如何？

　　鲍德威：与我初次来的时候相比，济南完全改变了！那么多大楼，济南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的、非常好的城市，能跟世界上很多大城市相媲美。我昨天刚刚到济南，更全面的认识得等到我在这里待上一周之后再告诉你。

    关于鲍德威

　　鲍德威(DavidD．Buck)，1936年出生，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历史系荣休教授，亚洲史特别是中国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专家，为中国城市史研究及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