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背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2010-09-29 19:05    作者:曾静   来源:  

茅于轼先生近日在《小康》上发表文章说,“许多人都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搞得大家都买不起房。”接着,茅老开出了简单药方:“或者是大大地增加房屋的供给,关键是增加土地的供应。

   茅于轼先生近日在《小康》上发表文章说,“许多人都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搞得大家都买不起房。这样的看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极其片面。如果没有买方愿意出高价,开发商不可能抬价,或者说抬价也没用。现在的房价高基本上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接着,茅老开出了简单药方:“或者是大大地增加房屋的供给,关键是增加土地的供应。

  我国房屋供应的限制就在开发用的土地不足,政策上有种种限制。特别是为了粮食安全,过度地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用地。”

  我们看看北京的房价攀升,其实跟北京的房地产业几乎没有关系,而是社会大量资金追捧的结果。因为北京房地产有多重附加值,一是国家的巨额投入,从亚运会到奥运会,都是数以千亿计的投资,改善了城市环境与文化设施,必然分摊给每一位北京市民,也分摊给了每一处房地产。而北京的教育、文化历史元素、北京的世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使许多需要发展的个人、企业、机构进入北京,形成浪涌效应,越多的浪骤涌,形成的浪头越高。

  说北京没有加大房量供应,那么,多大的量才是供应充足的量呢?从二环到四环到六环,北京像摊大饼一样,三十年的时间,建出了十个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城还不止,1978年,北京人口871.5万,城里人基本都住在二环里面,但现在近二千万人口,却住在六环里面,无论是个人还是城市,生活空间急剧扩大,一边扩大一边拥堵,城市集约、宜居的意义就逐渐失去了,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就是麻烦与焦虑。这样的情况下还说增加供应量,无疑是错误的选项。只要政策不配套,相关改革不到位,无论建多少房,都不能改善底层市民的生活境遇。

   地方政府一方面垄断地产,另一方面无限量地开放供应给任何人与机构,使普通百姓与异地、异国的富商大贾一同玩购房游戏,这样的玩法,是造成普通劳动者无法购房的根本原因。数以万计的境外机构、京外国有与民营企业,与北京市民一样购房,一样交税,一样可以炒作,一样交纳物业费用,而这些因土地与税收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却尽收囊中,不需要拿出百分比来改善普通劳动者的住房待遇。

  为什么中央高层要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的成果将荡然无存?道理就在这里。人大代表不能行使真正的代表权力,地方政府财政不透明,都直接影响着公民福利的落实。地方的政治改革,应让人大与市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弹劾、罢免行政首长,让权力对公民负责,而不只对GDP负责。其它的方式都只能改变表面现象或改变一时的格局,不能解决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行政权力不对大多数公民负责,必然乱象丛生,想通过道德规劝,通过廉政反腐来解决问题,都无济于事。

  政治改革,是让公权力回归常识,打造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茅于轼先生近日在《小康》上发表文章说,“许多人都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搞得大家都买不起房。这样的看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极其片面。如果没有买方愿意出高价,开发商不可能抬价,或者说抬价也没用。现在的房价高基本上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接着,茅老开出了简单药方:“或者是大大地增加房屋的供给,关键是增加土地的供应。我国房屋供应的限制就在开发用的土地不足,政策上有种种限制。特别是为了粮食安全,过度地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用地。”

  我们看看北京的房价攀升,其实跟北京的房地产业几乎没有关系,而是社会大量资金追捧的结果。因为北京房地产有多重附加值,一是国家的巨额投入,从亚运会到奥运会,都是数以千亿计的投资,改善了城市环境与文化设施,必然分摊给每一位北京市民,也分摊给了每一处房地产。而北京的教育、文化历史元素、北京的世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使许多需要发展的个人、企业、机构进入北京,形成浪涌效应,越多的浪骤涌,形成的浪头越高。

  说北京没有加大房量供应,那么,多大的量才是供应充足的量呢?从二环到四环到六环,北京像摊大饼一样,三十年的时间,建出了十个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城还不止,1978年,北京人口871.5万,城里人基本都住在二环里面,但现在近二千万人口,却住在六环里面,无论是个人还是城市,生活空间急剧扩大,一边扩大一边拥堵,城市集约、宜居的意义就逐渐失去了,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就是麻烦与焦虑。这样的情况下还说增加供应量,无疑是错误的选项。只要政策不配套,相关改革不到位,无论建多少房,都不能改善底层市民的生活境遇。

  地方政府一方面垄断地产,另一方面无限量地开放供应给任何人与机构,使普通百姓与异地、异国的富商大贾一同玩购房游戏,这样的玩法,是造成普通劳动者无法购房的根本原因。数以万计的境外机构、京外国有与民营企业,与北京市民一样购房,一样交税,一样可以炒作,一样交纳物业费用,而这些因土地与税收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却尽收囊中,不需要拿出百分比来改善普通劳动者的住房待遇。

  为什么中央高层要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的成果将荡然无存?道理就在这里。人大代表不能行使真正的代表权力,地方政府财政不透明,都直接影响着公民福利的落实。地方的政治改革,应让人大与市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弹劾、罢免行政首长,让权力对公民负责,而不只对GDP负责。

  其它的方式都只能改变表面现象或改变一时的格局,不能解决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行政权力不对大多数公民负责,必然乱象丛生,想通过道德规劝,通过廉政反腐来解决问题,都无济于事。

  政治改革,是让公权力回归常识,打造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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