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背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茅于轼先生近日在《小康》上发表文章说，“许多人都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搞得大家都买不起房。这样的看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极其片面。如果没有买方愿意出高价，开发商不可能抬价，或者说抬价也没用。现在的房价高基本上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接着，茅老开出了简单药方：“或者是大大地增加房屋的供给，关键是增加土地的供应。

　　我国房屋供应的限制就在开发用的土地不足，政策上有种种限制。特别是为了粮食安全，过度地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用地。”

　　我们看看北京的房价攀升，其实跟北京的房地产业几乎没有关系，而是社会大量资金追捧的结果。因为北京房地产有多重附加值，一是国家的巨额投入，从亚运会到奥运会，都是数以千亿计的投资，改善了城市环境与文化设施，必然分摊给每一位北京市民，也分摊给了每一处房地产。而北京的教育、文化历史元素、北京的世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使许多需要发展的个人、企业、机构进入北京，形成浪涌效应，越多的浪骤涌，形成的浪头越高。

　　说北京没有加大房量供应，那么，多大的量才是供应充足的量呢？从二环到四环到六环，北京像摊大饼一样，三十年的时间，建出了十个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城还不止，1978年，北京人口871.5万，城里人基本都住在二环里面，但现在近二千万人口，却住在六环里面，无论是个人还是城市，生活空间急剧扩大，一边扩大一边拥堵，城市集约、宜居的意义就逐渐失去了，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就是麻烦与焦虑。这样的情况下还说增加供应量，无疑是错误的选项。只要政策不配套，相关改革不到位，无论建多少房，都不能改善底层市民的生活境遇。

   地方政府一方面垄断地产，另一方面无限量地开放供应给任何人与机构，使普通百姓与异地、异国的富商大贾一同玩购房游戏，这样的玩法，是造成普通劳动者无法购房的根本原因。数以万计的境外机构、京外国有与民营企业，与北京市民一样购房，一样交税，一样可以炒作，一样交纳物业费用，而这些因土地与税收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却尽收囊中，不需要拿出百分比来改善普通劳动者的住房待遇。

　　为什么中央高层要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的成果将荡然无存？道理就在这里。人大代表不能行使真正的代表权力，地方政府财政不透明，都直接影响着公民福利的落实。地方的政治改革，应让人大与市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弹劾、罢免行政首长，让权力对公民负责，而不只对GDP负责。其它的方式都只能改变表面现象或改变一时的格局，不能解决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行政权力不对大多数公民负责，必然乱象丛生，想通过道德规劝，通过廉政反腐来解决问题，都无济于事。

　　政治改革，是让公权力回归常识，打造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政府。

　　茅于轼先生近日在《小康》上发表文章说，“许多人都认为房价高是开发商抬上去的，搞得大家都买不起房。这样的看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对，但是极其片面。如果没有买方愿意出高价，开发商不可能抬价，或者说抬价也没用。现在的房价高基本上是买房的人愿意出高价，再加土地供应不足，是买方和卖方共同决定的价格。”接着，茅老开出了简单药方：“或者是大大地增加房屋的供给，关键是增加土地的供应。我国房屋供应的限制就在开发用的土地不足，政策上有种种限制。特别是为了粮食安全，过度地限制农田转用于开发用地。”

  我们看看北京的房价攀升，其实跟北京的房地产业几乎没有关系，而是社会大量资金追捧的结果。因为北京房地产有多重附加值，一是国家的巨额投入，从亚运会到奥运会，都是数以千亿计的投资，改善了城市环境与文化设施，必然分摊给每一位北京市民，也分摊给了每一处房地产。而北京的教育、文化历史元素、北京的世界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使许多需要发展的个人、企业、机构进入北京，形成浪涌效应，越多的浪骤涌，形成的浪头越高。

　　说北京没有加大房量供应，那么，多大的量才是供应充足的量呢？从二环到四环到六环，北京像摊大饼一样，三十年的时间，建出了十个改革开放前的北京城还不止，1978年，北京人口871.5万，城里人基本都住在二环里面，但现在近二千万人口，却住在六环里面，无论是个人还是城市，生活空间急剧扩大，一边扩大一边拥堵，城市集约、宜居的意义就逐渐失去了，城市给人们带来的就是麻烦与焦虑。这样的情况下还说增加供应量，无疑是错误的选项。只要政策不配套，相关改革不到位，无论建多少房，都不能改善底层市民的生活境遇。

　　地方政府一方面垄断地产，另一方面无限量地开放供应给任何人与机构，使普通百姓与异地、异国的富商大贾一同玩购房游戏，这样的玩法，是造成普通劳动者无法购房的根本原因。数以万计的境外机构、京外国有与民营企业，与北京市民一样购房，一样交税，一样可以炒作，一样交纳物业费用，而这些因土地与税收带来的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却尽收囊中，不需要拿出百分比来改善普通劳动者的住房待遇。

  为什么中央高层要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的成果将荡然无存？道理就在这里。人大代表不能行使真正的代表权力，地方政府财政不透明，都直接影响着公民福利的落实。地方的政治改革，应让人大与市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可以弹劾、罢免行政首长，让权力对公民负责，而不只对GDP负责。

　　其它的方式都只能改变表面现象或改变一时的格局，不能解决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根本问题。行政权力不对大多数公民负责，必然乱象丛生，想通过道德规劝，通过廉政反腐来解决问题，都无济于事。

　　政治改革，是让公权力回归常识，打造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