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委员频晒蜗居：住过厨房租过阁楼

　　“蜗居”，上到总理，下到普通老百姓，都有切身感受，随着“两会”召开在即，来自各个阶层的政协委员们也对这个焦点问题倾注不少“心血”。如何抑制高涨的房价、使老百姓居者有其屋？昨天，多位刚到北京的政协委员分别为记者讲述了他们的“蜗居”故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将提交提案，贡献自己的点子。

　　小天鹅女老总忆“蜗居”：蜗居8年我甚至还住过厨房

　　何永智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火锅餐饮企业重庆小天鹅集团创始人，如今拥有亿万资产。昨天她专门考察“北漂一族”，看到两年轻人挤在不足5平方米的违章小屋里，不禁触景生情，“想起我的‘蜗居’时代。”

　　“蜗居”8年才有住房

　　1982年，何永智和丈夫廖长光花3000元在重庆八一路买下一个门面，开创“小天鹅”火锅店。因为没有房子住，两口子就住在何永智母亲家的厨房里。厨房只有4平方米，为了能搁下一张床，不得不把灶搬到过道上。房子实在太小，两口子只能把孩子放在奶奶家。

　　在厨房住了大半年，何永智又租下八一路的一间大约10平方米的阁楼，把已经3岁的女儿接到自己身边。“一个沙发白天折叠起来，晚上打开就当床用。”在这个“蜗居”房里，她和丈夫又住了3年。

　　后来她又多次租房搬家，直到生意慢慢做大。“前后‘蜗居’了8年时间，我才有了自己的房子。”回想起创业时代的住房艰辛，何永智不胜感慨。

　　我愿掏钱修房给员工

　　本次“两会”上，何永智为公共租赁房准备了一份长达10页的提案。为此她曾到美国实地调研了3个月。提案的核心建议是借鉴美国做法，让企业参与“公租房”建设。美国1986年出台法案，如果企业或基金投入保障性住房建设，房价要被当地60%以上的平均收入家庭所接受，购买力要持续10年。企业建“公租房”，政府可以每年返还4%的工程造价给开发商。“这样，政府可以不用一次性投入巨大财力在保障性住房上了。如果政府同意企业参与公租房建设，我愿出钱给我的员工修房子，多出的部分还可以解决社会上其他中低收入员工的住房需求。有了房子，员工才会有归属感。这对企业、对社会、对政府都有好处。”

　　科伦董事长说“蜗居”：我也只一套房看员工买房我都急

　　刘革新

　　四川科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全球最大的输液专业制造商，科伦药业的输液产品在国内总体市场占有率超过20%。作为这样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刘革新仍然有一些关于房子的话要讲。

　　看员工买房我都着急

　　“我也只有一套房。看着我们公司的不少员工买房，我都觉得着急。”刘革新说，他和不少骨干员工交流过，发现收入不低的他们要买一套房，仍然要花上十几年、二十年时间。“房子这么贵，为什么还卖得这么好，都被谁买去了？这种房价合理吗？”高企的房价使刘革新纳闷。

　　今年，刘革新提了一份关于房地产的提案，希望政府对房地产市场标本兼治。刘革新说，他做了一些调查，2009年北京的“房屋租售比”达到了1∶546，上海在1∶500左右，不少城市“收入与房价比”达到1：10、1：20，甚至更高。根据国际标准，“收入与房价比”应在1：5左右，“房屋租售比”1∶200左右，超过意味着泡沫过大。

　　我没有投资房产

　　“政府应把房地产价格作为战略性任务来对待。”刘革新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控要从资金供给上堵源头，从开发结构上治病根，从民生需求上重保障。

　　刘革新建议政府在近期组织研究研究为什么各地在住宅空置率增加的情况下，房价还持续上涨，运用金融杠杆控制，避免出现普遍性的家庭负债过度、透支未来而挤压当前其他消费，拖累其他产业。此外，他还提出加强中央对地方政府“土地收益”合理使用的监督。减少由地方政府扩张冲动引起的房价上涨。

　　“我没有投资房产，因为我相信通过调控手段，房价一定会降下去。”在刘革新看来，通过政府调控，解决老百姓的“蜗居”难题，是民意，也是经济健康增长的需要。

　　房地产专家评“蜗居”：应像控制通胀一样控制房价

　　郭松海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经济学院房地产经济研究所所长。作为一名资深房地产专家，此次“两会”，他连续提了数个提案，全部都和房子挂钩。“国家应该像控制通胀一样来控制房价。”

　　五六平方米的房子我也住过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本都蜗居过，以前的住房条件肯定不比现在。”郭松海说，他曾住过五六平方米的房子。在房改政策实施后，居住条件才逐步改善。直到最近三四年，学校实施房改政策后，他才从50多平方米的房子搬进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这个研究房地产政策多年的专家，现在也只有这一套房子。

　　“主城区”不能成为富人集聚地

　　郭松海此次提交的提案，全部都和房子有关。“应该像控制通胀一样调控房价。”郭松海建议，在今后几年，应该将房价控制在上半年房价3%的波动范围内，使之较大地低于前十年增长率均值。这样，在后几年，人均收入如仍按10％左右的比例增长，部分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即可接近合理的比率。

　　郭松海还提出，“主城区”应增加普通商品房用地，“主城区”不能成为富人集聚地；不能谁给的钱多，土地就由谁来攫取。

　　投机性炒房的应不予贷款

　　对于炒房行为，郭松海也给出遏制建议。他认为，要实施区别化的信贷利率政策。对于中小套型和中低价位住宅开发项目，贷款政策上可予以优惠。如适当降低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比例等。实施差别利率政策。对自住、改善性购房，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仍执行较低利率优惠。而对投资性购房贷款如购买第三套住房的，对投机性炒买炒卖应该不予贷款。

　　房地产老总看“蜗居”：做限价房希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王超斌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台兴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作为房地产商出身，他连年都在呼吁遏制房价。“我认为房价过高，最大的责任在于地方政府将地价抬高，收取过多不合理的费用。”

　　房屋成本太高人防费该取消

　　王超斌此次准备的提案，是关于取消人防费的。他说，自己做过详细调查，发现各地修建商品房，1平方米就需要负担3%的人防费，人防费还要再收取配套费，更是不合理。“摊下来还是摊到老百姓身上，必须取消。”

　　“房价这么高，很大部分原因是政府在房屋成本上增加的各种费用过多，应该尽快取消。”曾推倒自家别墅，开修全国首个民间限价房的王超斌提起节节高升的房价，显得很愤恨。今年“两会”他准备的提案，正是呼吁取消政府加在房价上的不合理收费。“建房成本，因为政府收费产生的10%的成本都不合理，像人防费，就应该政府埋单，不应摊在老百姓身上。”

　　卖限价房并没有亏本

　　王超斌介绍说,去年底，他在郑州市区核心路段开始销售他的全国首个民间限价房楼盘―――京广大厦，共有1592套住宅，每平方米均价4000元，而附近的商品房都在5600元到6000元。房子开卖后，王超斌曾一天收到过28面锦旗。一位农村来的大爷，为了给儿子买房，跑遍郑州也没找到买得起的。最后，他到了京广大厦买房子，“他流着泪抓着我的手连连说谢谢”。

　　“我只是在抛砖引玉。”王超斌说，自己连年都在提遏制房价，而自己带头做限价房，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其实，他卖限价房并没有亏本，只是赚的利润薄了。他希望其他大开发商能推出更物美价廉的限价房进行PK，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战斗。“实际上保障性住房的责任，更多还需要政府承担。”

　　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蜗居》里的人物比我过得好

　　虽然声称没有看过电视剧《蜗居》，但谈到自己40多岁才有房子时，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直言“《蜗居》中的人物比我过得好”。

　　任志强曾在多个场合坚持认为“2010年房价仍然会涨”。但“不要错误理解我的意思，更不要错误理解中央政策。”昨日电话里，任志强说，中央出台的政策明确叫做抑制部分城市的房价过快上涨，“按我理解，100块钱，如果按过去的增长速度，可能要涨到120块钱，政府出台政策，不要让它涨到120块钱，而是涨到110块，或者101、102，并不是让它下跌，只要不过快上涨就行。”

　　当记者问他对电视剧《蜗居》怎么看时，任志强表示他没有看过，不作评论。但当记者问他什么时候拥有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时，任志强感慨：“我四十多岁才买房，《蜗居》里的人比我过得好！”

　　任志强表示，《蜗居》里的人是在购买商品房，“他们是在追求财富，而不是需要解决居住权的问题。”他认为，廉租房或公租房才是解决居住权问题，而商品房在全世界各国来说都不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拥有商品房是拥有财产的问题。

　　中国人大教授的“蜗居”：夫妻各半间集体宿舍合一间

　　谈到自己的蜗居时代，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经济学院刘凤良教授一直称自己很幸运。1988年，刘凤良从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当时，他与另一名男同事合住人民大学校园内筒子楼里的一间12平方米的宿舍。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因为结婚，很多同宿舍的好友同事为了抢占集体宿舍而闹矛盾。

　　“我比较幸运。”刘凤良教授说，1990年，由于他与妻子在同一单位，所以两人“各带半间宿舍合成了一间”，虽然厨房厕所都是公用的，但刘凤良夫妻很满足很高兴。

　　最困难的日子是1993年孩子的出生，再加上家乡来亲属等，让刘凤良夫妻真正感受到需要改善居住条件的压力。1996年人民大学教职工集资建房，刘凤良分到了一套60平方米的两居室，真正改善了居住条件。“现在年轻人住房只有到市场上购买，我们当时对住房的期待更多地依靠在集体资源上。”2003年房改，刘凤良教授在人民大学校园内的两居室被置换成世界城的一套160平方米的大房子，居住条件彻底改善。（本报记者殷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