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疯狂造城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北京……和中国吗？ 

    1988年，女作家林海音（著有《城南旧事》）重返北京，旧地重游，看着眼前面目全非的一切，难过地说：“我的城墙呢？！” 

    1999年，当美国哈佛大学规划系教授莫什・萨夫迪（著有《后汽车时代的城市》）重返北京时，难以相信那是他1973年第一次见到的城市，“二战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建设，因而有机会从西方的错误中学到许多东西。”然而，他很遗憾，北京已经重蹈了西方城市化曾经的覆辙。 

    2008年，在关于旧城保护的《城记》热销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再次推出《采访本上的城市》，反思中国式的造城运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对他说：“在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好好思考城市的本来意义了。” 

    在外国建筑师的这块“东方淘金地”、“实验田”上，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造城”模式。“鸟巢”、“巨蛋”、CCTV新大楼、“东方之冠”（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诸多标志性建筑展现了中国拥抱现代主义的努力，成为中国崛起的外在象征。 

    用十几年的时间爆发完成了西方数十年走过的路，中国的城市建设“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主任、《城市中国》杂志总编匡晓明对《中国企业家》说。 匡是“中国式造城”一词的始作俑者。他解释道，“中国式造城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各因素叠加所造就的疯狂速度，不是单方面促成的，也不是我们崛起了有意搞的结果。首先，体制上要快速决策，必须有效。然后政府要把钱吸引过来，如果自己没钱，就得把土地变现。第三，要扩大内需，土地兑现了卖不掉也不行。第四，产品还得出口，中国发展，世界买单。” 

     CCTV新楼设计师雷姆・库哈斯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在做一件在市场经济中绝不可能的事……CCTV新楼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能量和经济能量。”他乐得见到这种“不可能的状态――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至少建筑师们可以接到很多活。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建筑热潮的洗礼，起重机、脚手架和想像力处处可见。北京有上万个建筑工地，占地面积近乎三个曼哈顿，耗资约1800亿美元，有人说，这是自修建长城以来中国最宏大的建筑工程。挑战重力和人们视线的新地标给人以一种晕眩感。不过，也许就像美国著名城市规划评论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1961）中写的，“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城市多样性，这有点像温柔的谋杀。”  

    在中国各个城市挥洒金钱、心血和想像力的建筑师、地产商、官员们因而受到争议。设计师欧宁对《中国企业家》说：“人们发明城市规划这个专业，原本是希望延长城市的寿命直至永恒，但不幸的是它常被称为城市的杀手；有人认为地产商们是为城市添砖加瓦，而历史保护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惟利是图；有人认为建筑师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但有人也批评他们耽于自己的梦想，把城市当成白板……” 

    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说：“今天在中国经历的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变革，但那纯粹是出于经济发展目的，我们的城市没有变得更好。” 那么，是谁制造了这一片喧嚣？中国城市化进程背后有哪些推动力量？政府意志、商业利益、人文理想如何博弈共生？中国能够避免西方的弯路吗？这到底是灾难还是福祉？ 

    奥地利一家“资产一号不动产开发公司”，购置了该国第二大城市格拉兹市中心129英亩的土地，其第一个产品不是设计图样，不是估算书，不是招标文件，而是一本名为《城市对自己的未来应当知道些什么》的书。32位市民，包括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工作者、企业家和学生等在书中探讨2017年的城市将是怎样的。中国能有类似的版本吗？ 

    从经济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指标。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报告，2006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61个，城镇人口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43.9%，占全国GDP的比重为63.2%（13227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9.3%。 

    “大势是谁都挡不住的，”已经算比较有文化追求的地产商潘石屹说：“未来中国经济还会快速增长，将有几亿人加入到城市化的过程中，我觉得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最大迁徙。只有当你顺应了这些大趋势，你所做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才能得到市场和社会的承认。”老潘也谈城市复兴，却不讳言利益，“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空间是非常大的，我不断地建办公楼，是完成这个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焦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聚留于城市。”人类对于城市的想像从未终止，从古希腊的城邦，到狄更斯的“焦炭城市”，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然而，“现代社会从根本上禁止任何想要论证其合法性或局限性的企图”，海德格尔说。面对城市化的大潮，任何描述和批判都显得力不从心。陈丹青说：“我们还活得太近，近得没有资格评价今天的事情。从正面说，中华民族的承受能力、再生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绝对是悲剧，也绝对是喜剧。” 

    在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对忽必烈讲城市见闻。后者问，威尼斯呢？马可笑了，“你以为我一直在讲什么？每次我描述一座城市时，我都讲点威尼斯……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她。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我已经在一点点失去她。”我们在失去什么？(记者  雷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