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初夜众生相 地产大佬当年那些事儿
2007-09-02 21:05 作者:吴磊 来源:
1988年,那时候,王石正带领着刚刚起名的“万科”忙着进行股份化改造,忙着倒腾家电、忙着生产录像机配件、忙着折腾遥控电气开关。 在1988年的11月,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 朋友们,请记住这一刻,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最伟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的冲入房地产行业的。其黑马姿态,一点不比后来高价拿地的顺驰差。 这一年王石37岁。...
1988年,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了一年多了。现在的“老潘”这时25岁,毕业于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大学毕业后到国家石油部工作,本该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他,此时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编制120人,40人是正式编制,其余80人被称为改革编制,所谓改革编制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海南体改所因此自己办了一公司,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已经南下海口,做了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据说,在当时,冯仑的心思主要在改革上,他没心思管公司和经营,所以和潘石屹很少接触。...
1988年,黄怒波已经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混到了处长职位,同志们,这时候黄诗人才32岁,1988年时32岁的处长,又怀揣着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文凭,其在仕途上的前程不可限量啊。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相继出版了二本个人诗集,一本是《不要在爱我》,一本叫《拒绝忧郁》,这两本诗集,是他年轻时代的代表作品,诗歌中充满了悠长的情感宣泄。 这时的黄怒波怎么看也和房地产行业联系不到一起,但人生就是这样莫测。...
当今业界所认可的最富有、最低调、最神秘的朱孟依朱老板,与前面几位相比,在1988年,朱老板怕就已经是最有钱的了。据说,1980年代中期,在老家广东丰顺县城,20岁出头的朱孟依凭借着敏锐的见识、独到的眼光,挖到了第一桶金。那时丰顺县城商业刚刚兴起,不少人都去摆摊做生意,朱孟依想:要是能够将摆摊集中在一个地方,既热闹又方便。于是他去找镇政府,提出由他出资建设商业街,只要求将业主租金提成。他拿到了“订单”。 1988年的朱老板29岁,已然身价百万。值得注意的是,朱老板的学历是已经提到几位大腕中最低的,可能是高中学历。
1988年,福建商帮的重要代表人物许荣茂还在做着纺织生意。许荣茂本质上是个金融家,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香港做股票经纪人,积累了颇多经验,并通过股票交易掘得第一桶金,之后做纺织出口――他的家乡就以此著称。 许荣茂对外界回忆自己的发家历程时表示,首先不否认在证券市场淘得第一桶金的说法,“70年代初,我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起先是靠证券交易获得最原始的积累,但这笔钱绝没有外界传说的5个亿那么多。事实上,我后来的资金主要还是靠实业积累起来的,这就是深圳和兰州的制衣厂。”下一年,他就将进入房地产行业了。这一年,许荣茂38岁。
现在上海滩最大的本地房地产企业就是绿地集团,全年的销售量已经连续突破百亿,其中主要是房地产收入。在1988年,这家国企连影子都能还没有呢。绿地的当家人张玉良正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农业委员会住宅建设办公室任职,正管单位盖房子、分房子。张玉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房子盖起来,盖的时候当然是用最少的钱把房子盖最多,然后分给系统的干部。通过对比,可以看到,说了半天,在1988年,张玉良似乎是唯一的和房子打交道最多的业内人士了,这一年张玉良32岁。
楼忠福
楼忠福现在折腾的天都城,号称是中国最牛的卫星城,自诩项目蕴含意义非凡。在1988年,楼34岁。已经做了三、四年东阳三建的经理了,还处在包工头的行业地位上。在当时建筑业属于朝阳产业,全国一片大工地啊,那时候的建筑行业还不象现在混得这样惨,动不动被拖欠工资、工程款、干活还得先垫资。
任志强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那永远拧巴着的眉头、面部肌肉、筋骨分明、态度永远桀骜不驯的任志强在1988年37岁。正担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O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任志强时1984年到华远的,据说到华远不到12个月的时间,就被关起来了,在监狱里呆了14个月,但没查出什么问题,任志强也没有因此埋怨共产党。按老任的原话时,“出监狱第一句话,是跟我总经理说还是跟着共产党走,第二句话说娘打孩子是应该的。”从老任的话中,已经开始初步展示那众所周知的拧劲了。 有人说没进过牢房的男人是不完整的,从这个角度看,地产大腕中,怕是任志强最早完整。
孙宏斌
1988年,这一年孙宏斌25岁,刚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进入联想,很快成为联想企业发展部主管,分管联想北京以外的所有业务。其时,郭为是联想公关部主任,杨元庆是联想一名工程师。这个IT精英,肯定没有想到自己以后竟然会和房地产行业结缘,正少年得志的孙,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人生最大的劫难正在一年后,张开血盆大口等待着他。
冯仑
1988年,冯仑还在国家体改委任职。1984年,冯仑25岁,他从中央党校毕业,第一份工作是留校任教,主动要求到武汉挂职下放锻炼,一年后返京,因为既有理论素养,又有实践经验,冯仑参与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此时的冯仑专门研究意识形态。此项工作结束后,冯仑进了中宣部,后又进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 除了北京,全国当时还有三四个省设有体改所。海南刚刚建省,冯仑身先士卒,主动请缨带两三个人去海南筹建海南体改所。临行前,中央体改所没有开办费给冯仑,就给了冯仑1万台彩电的批文作为开办费。 1988年,海口。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发展出力。 此时的冯仑还是满心的壮志凌云,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还在进行艰苦和有成效的研究,从童年起就有的指点江山、誓要为全世界受苦人民有所担当的豪情还在强烈的燃烧着这个男人。但可以想象,理想与现实已经开始出现巨大的落差,而这落差正将冯仑那火热的心残酷的冰冻。这一年,冯仑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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